喀布尔机场国际航班恢复工作已完成约九成 很快将全面恢复
跨界污染纠纷的审理，进一步凸显了平等对待和司法中立的重要性。
未来随着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逐步移交国家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内设的司法鉴定机构也有可能被随之移交监察机关。(六）司法研修制度的确立 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推行之后，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
在司法研修结束后，要举行法律实务方面的考试，考试通过者方具有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这种国际司法协助事务，其实就属于政府对外法律事务的一部分。所谓宏观司法行政事务，是与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相对而言的，是指那些不属于法院、检察机关内部人财物管理的宏观层面的司法行政事务，如律师、公证、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司法鉴定、刑罚执行等事务，这些事务或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的专属法律职能，或者在1982年以后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逐渐被纳入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之下。二是大陆法国家的大司法行政模式。可以说，司法部在管理法院、检察机关的全部司法行政事务的同时，还同时承担政府法务部的职能。
甚至越来越多的律师协会在会长选举和理事任免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自主性。与此同时，考虑到在法院、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的司法警察，也都受到过系统的专业训练，那种常规的、基础性的教育培训显然是多余的，对这些司法警察的培训也应侧重关于应用性、实战性和前沿性，以确保这些司法警察得到与时俱进的在职培训，从而提高各自的技战术水平。受害人进行养殖的水库在江苏省境内，只是水源之一来自山东省。
对已有行政行为的撤销或变更，本身构成一个行政行为，应遵循法定程序。第二，跨界污染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跨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9条规定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从治理角度加以论证的，取得了很多制度+技术的成果，在法学上形成了立法+行政的基本研究思路。它明确指出：一旦发生跨省界水污染事故，相邻环保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同一断面共同采样监测，一方无故不到或不按规定监测的以另一方监测数据为准。
国家尽管也会把领土划分为或大或小的行政区，在行政区设置相应的行政机关，但行政区只是中央政府设置在各地的监管区，行政区上的行政机关只是中央政府在该地的监管机关。[38]贵阳的经验现已被逐渐推广。
它们的有些文件，名为指导而实际内容却是强制性的。双方对监测数据提出异议时，应保存水样，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负责监测。该水域的上游水口之一，是江苏金湖县境内的利农河（黎龙河）。[7]1993年，我国实行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
正因为如此，天长-金湖案中受害人原有的养殖证系由天长市渔业主管部门颁发，无需与金湖县渔业主管部门协商核发。河南省环保厅会同省水利厅就根据环保部的上述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了实施性规定：上游污水下泄导致下游污染的，上游地区政府应负责查清事故原因及主要责任者，向下游地区政府通报调查结果，并协助下游地区对主要责任者依法追究责任。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进入司法渠道的样本，主要有行政区域边界纠纷、跨区移民安置补偿纠纷和跨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地方各级法院不存在自己的利益，不是地方利益的主体。
一方当事人不在法院辖区内的现象不限于跨界污染纠纷，而广泛地存在于各类民事案件。作者简介：叶必丰，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基于央地分权，地方政府具有自己的利益，是地方利益的主体。历史上将司法判决引入现行法的阐释之中，这被认为是一项开拓性的创新。
该意见要求上下游环保部门协同调查处置，上下游政府协商处理纠纷。2.法院对区域合作应持的态度 立法和行政对打破行政区壁垒，推进区域合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制定了一系列区域协商条款，[20]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区域合作机制。跨界污染纠纷的审理，进一步凸显了平等对待和司法中立的重要性。（一）超范围养殖的合法权益 天长—金湖案中的合法权益系由行政行为即养殖证创设。在污染事故和纠纷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在地渔业主管部门为受害人补办养殖证是否需要听取致害人的意见，补办的养殖证是否可以溯及既往地认定为合法权益，以及是否可以拘束法院，基于本文主题所限，恕不讨论。二审法院根据当时有效的《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13]第7条的规定认为，水域功能区和水体保护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水体保护区规划应与上游省政府协商编制，水域功能区规划由辖区政府独立编制。
但有关法律规范未规定养殖证补发的程序。第三，法院本身需要坚持司法中立，在现行司法体制下完善跨界污染纠纷案件的集中管辖和级别管辖制度，平等对待受害人和致害人。
当然，新组建一两个跨区域地方法院，与重划司法辖区相比，并不能在整个组织体系上实现保障司法中立的目标。如果无法查明具体责任者进行赔偿的，则由上游地区政府承担责任并提供相应补偿。
进入专题： 跨界污染纠纷 区域合作 司法中立 正当程序 。[31]央地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地方利益的主体，但这是行政治理意义上的分权，而不是司法意义上的分权。
[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131页。包括央地利益、不同地方利益，乃至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在内的各种利益关系，都需要法院来平衡和调整。上述2008年环保部的文件名为指导意见，但所引述内容却是地方环保行政部门并没有裁量余地的强制性规则。其实，在有致害人时，行政机关不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
关于损害事实证据的质辨，同样是单方面的调查、监测，法院对有利于受害人（法院辖区内）的予以采信，对有利于致害人（法院辖区外）的则不予采信。致害人上诉时认为一审法院未作裁定就不同意申请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未作裁定就擅自同意受害人撤回对金湖县政府的起诉属于违反法定程序。
东海—临沭案致害人也曾在二审质疑行政调查中的单方面委托鉴定：黄渤海区监测站……接受单方委托，鉴定结论没有按规定送达所涉及到的山东方面，属程序违法。司法是统一的，不存在中央和地方司法的区别。
但从国务院发文要求系2005年，十二五规划的规划期系2011-2015年来看，受害人所在地人民政府编制渔业规划是需要遵守上述法定程序的，水域利用规划即渔业功能区规划是需要以该总体规划为依据的。最高法院在公布典型案例马恩本安置补偿款案时指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案件，能够排除地方干扰，作出公正裁判，监督下级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充分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地方政府基于分权具有自己的利益，有权按其特殊利益作出决定，但不可以完全各自为政，而需要本着契约精神，与邻为善，平等协商。在中央与地方实现分权的情况下，地方行政机关就具有特殊的角色。因此，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和有关规定，东海—临沭案例决定认定水域利用规划合法并无不妥。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等七部门就印发了《关于加强河流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33] 参见谭义斌：《论检察官的中立性》，载《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2008年，环保部专门制定了《关于预防与处置跨省界水污染纠纷的指导意见》。
这表明，尽管水域利用规划即渔业功能区规划现在仍由水域所在地行政机关独立编制，但却需要以征求和听取相关的相邻地方行政机关意见并已协商一致的总体规划为依据。[14]上述三个方面都需要证据加以证明。
在实定法上并无要求的情况下，相邻地区的行政机关是否就不需要协商核发养殖证呢？在未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情况下，即使存在地方利益，严格地说地方政府机关还不是地方利益的主体。国务院明确规定专项规划时有关行政审批的依据：专项规划是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定领域为对象编制的规划，是总体规划在特定领域的细化，也是政府指导该领域发展以及审批、核准重大项目，安排政府投资和财政支出预算，制定特定领域相关政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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